人工智能显然已不是某种外化的技术，而是文化机制。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艺术的生产方式，以及艺术被组织、被观看、被理解的方式。相应地，创作、展示连同策展本身也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形。

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策展逻辑的重组。策展人的角色从通过对作品的筛选与对观众的教育性引导以构建视觉秩序的“选择者”与“叙事者”，转向对“关系与过程”的操作，如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在《系统美学》（Systems Esthetics，1968）中将“艺术从物件转向系统”的转折提炼为方法论，将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工作认定为设计信息流与反馈机制；哈拉尔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的“个体神话学”和尼古拉斯·布里奥（Nicolas Bourriaud） 的“关系美学”都从具体的策展实践中各自表达。策展的对象从“艺术品”扩展为社会结构，交流模式和观众关系，而策展人开始成为一种“系统操作员”（operator）。进而，策展作为“媒介研究”的新形态，其中心转移至“网络空间的组织”（策展作为界面，curating as interface）。策展人从空间布置者转为“平台设计者”（platform designer），展览成为数据库、信息流、跨界合作的接口。

如果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策展实践是对“媒介”（从装置、录像、网络到生物艺术）的自觉介入，那么当下，人工智能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媒介不再是物，而是一种智能结构时，策展是否还在从杰伊·大卫·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 与 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提到的“新媒介如何吸收并重写旧媒介”的谱系学层面，来回应“媒介的再媒介化”的老问题？还是要从认知架构上重新编排艺术、技术与感知的关系，自反地使展览成为媒介自身被反思与再生的现场？

2025年姚大钧和我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策划的“提视造境：国际人工智能艺术文献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这样的临界点上提出的策展思考。这场展览不是对所谓人工智能艺术的罗列，更不是追溯和辨别“新媒体、数字艺术”这些概念的国内外释义区别和其前世今生，而是在人工智能的文化语境中重新组织人类感知、语言与记忆的一次尝试。我们试图讨论一种新的策展逻辑：策展不再是展示艺术的装置，而是成为我们理解这种新的感知秩序的装置本身。

“提视造境”展览现场图，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25年 摄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在展览的“实验涌现”板块，我们展出了一张概念示意图。这是姚大钧于2019年参加纽约新美术馆的 人工智能 艺术峰会（“人工智能的去殖民化与艺术创作未来”）时所创作的概念艺术作品 “未来艺术生态球”，一个关于2044年艺术生态圈的“预言”。传统艺术圈的生态链条是由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藏家与社会公众构成的封闭系统，即艺术家创作 → 策展人组织 → 批评家家推荐 → 藏家收藏 → 公众传播。然而当人工智能介入后，每一个环节都“裂变”出一个人工智能代理（Agent）：艺术家用人工智能代理创作，策展人用人工智能代理选择和展示，评论家用人工智能代理生成评论，藏家则派出人工智能机器人代理搜寻与成交，甚至连社交媒体分享都由人工智能代理发布。也就是说，艺术生态的每个节点都有了自己的“智能化分身”，整个艺术生态系统的实际执行已经完全由人工智能完成。

姚大钧，“未来艺术生态球”图表，2025年 摄影：姚大钧©姚大钧

 

图中所示的“ 作品完成：2.42小时”（Artwork completed: 2.42 hours）和“生态循环：5.13秒”（Art circle circulation: 5.13 seconds）表明这是一个彻底自动化、人无法干预的艺术世界。作品中幽默又冷峻的时间标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创作、策展、评论与交易都被人工智能接管后，艺术生态的时间尺度从人类的“劳动时间”变为机器的“计算时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介入不是在生产新的文化，而是在生产“文化的感觉/幻觉”，它制造艺术世界的节奏、速度、氛围与判断结构——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继续表演“人类在创作、在策展、在评论”的假象。在2.42小时完成的作品与5.13秒完成的循环之间，人类的时间被压缩成无意义的停顿。也正因此，“未来艺术生态球”成为一种视觉化的哲学讽刺：它把艺术制度的自动化过程呈现得近乎完美——完美到令人不安，而不得不思考：在这个由人工智能维持运转的文化生态中，“人”的剩余价值，还能以何种形式存在？

在这张“未来艺术生态球”图表中，所有行为都被自动化为“任务执行”。艺术从“文化行为”沦为“人工智能算法活动”。艺术的生态不再是有机的相互依存，而是控制论意义上的闭环反馈系统。这张图以极为简洁的符号语言揭露了制度的自动化（automation of institution），呈现了一个后人类文化系统的结构模型：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流通、自我消费”的艺术生态。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改变了艺术创作，更在重构整个文化系统的运行逻辑。人工智能不只是“替代劳动”，而是“重写制度”。当艺术的生产、分配与评价环节都由人工智能完成时，艺术世界的核心价值——判断（judgment）与意义（meaning）——也被算法吞噬。在这样的艺术世界中，即便所有人类的身份依旧存在，其身份却已成为算法运行的“人类接口”。这段设想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揭示的不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而是人工智能成为文化基础设施。人类仍然“在场”，但已退化为象征性身份：拥有头衔，却不实质参与；拥有角色，却失去了行动力。艺术生态因此被转化为一种表面上有人类，实质上为算法的文化幻象，并引出冷静又激烈的反讽：当艺术世界的生产链条被完全数字化，人类角色是否还具有存在的意义？我们是否只是系统的“元数据”，用于维持算法的文化表象？对姚大钧而言，这不是悲观的未来论，而是一种策展哲学的预演：人工智能时代的策展不该只是展示艺术，而是要进一步展示艺术生产和消费系统的运行方式。

麦克卢汉( McLuhan) 提出“媒介即讯息”，“未来艺术生态球”则进一步将这一概念扩展为“智能即制度”（Intelligence is Institution）。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艺术生产的工具，而成为文化运行的底层逻辑。这张“艺术生态球”并不是一幅未来景象，而是一面当下的镜子。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艺术世界已经被算法部分接管：展览通过数据预测观众，评论依赖人工智能生成摘要，艺术市场由人工智能定价模型主导。这意味着艺术生态的每个节点都在发生结构性坍塌：艺术家不再创作，而是管理提示词（prompt manager）；策展人不再判断，而是调度模型（model curator）；评论家不再写作，而是分析数据回路（data interpreter）；藏家不再收藏，而是管理资产与趋势（market  analyst）。这种塌缩是根源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人工智能生态的真正问题不是接管，而是意义的空转，是文化在完美运作中的空洞化：当人工智能让一切看似高效、流畅与完美时，文化的意义也随之被稀释。这张图揭示的，是艺术制度在算法时代制造的“自动幻觉”。它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策展的使命：策展应该从温和的文化组织行为，进化为生态批评实践。策展人无法控制人工智能，而是要在人工智能系统的闭环中重新召唤“策展的人性”，重启“人类的不确定性”：也许未来最有价值的策展，并不是设计新的系统，而是在自动化的系统中察觉裂缝，制造摩擦，并让人类的思考与体认、误差与延迟，重新成为艺术生态最核心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提视造境》与《未来艺术生态球》其实是互为镜像的两种思考：前者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创作与感知层面的文化语法，即人仍能高度参与人工智能的协作，以及所谓“共同进化”的当下；后者则揭示了人工智能在制度与生态层面展现出的权力结构，乃至揭示了一种未来，即人在艺术生态中只能扮演某些特定阶级和角色，而其实质性的劳动已被完全代理。

鲍里斯·埃尔达格森（Boris Eldagsen）作品的展览现场图，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25年
摄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提视造境”-“幻觉机器”板块展览现场图，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25年
摄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传统策展多为“收拢”的操作：确定主题、组织叙事、建立秩序。而面对人工智能艺术，这一逻辑被彻底打散、松动。人工智能生成的“涌现” (emergence) 指向的是由巨量的微小关系所构成的创造力动态网络；意义在其中流动、闪现、变形。 我们的策展正是从这种“非确定性”出发的。 “提视造境”的英文标题“Promptoscape”结合了“prompt”（提示词）与“-scape”（场域、景观）这两个词，指涉 人工智能 语境中由语言激活的多维生成空间。这种空间并非静态可观的“图景”，而是语义驱动下不断演化的视觉生成机制，是一种嵌套于人机语义回路之中的共感空间。“Promptoscape”一词又包含着三重隐喻：landscape，承袭地景山水术语的文化生成传统，将生成图像标识为“新自然”的建构；escape，指逃逸路径，是既有认知的临界出口；prompto 在拉丁语中有“迅疾、推进”之意，意指催化机制，是文化加速衍义的推动力。展览从这个主题框架出发，构筑五个相互穿透的空间区块：人工情愫、记忆复写、幻觉机器、实验涌现、言辞地景。这些板块并非是对主题的划分，而是如同五个相互耦合的系统，像五个不同频率的振荡器，在同一场域中相互干扰与共振，构成了一个不断自我生成的媒介生态。

“实验涌现”区块尤为特殊。涌现（emergence）作为这次策展的关键词之一，指向非线性系统中生成无法预设的秩序。该区块展出了由未来学中心（Futurology Center）研究员创作的大量阶段性实验片段。在“实验涌现”中，观众面对的不是完成的作品，而是一系列持续运行的系统。图像、声音、文字在此不断生成，算法实时响应观众的身体与移动。在这里，策展人不再是意义的提供者，而更像是生成条件的设定者。策展通过“放弃控制”，也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不确定性，让展览保持生机。涌现所呈现的不是混乱，而是在被均质化过程中，一种逆熵的对抗过程。策展由此从“叙事工程”转化为“感知生态”：其关心的不再是作品呈现什么，而是作品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共同生成新的认知结构。

“提视造境”-“实验涌现”板块展览现场图，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25年
摄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同时，我们意识到“开放系统”与“控制逻辑”之间的悖论：在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背后，仍有一个隐形的控制框架，该框架包括参数、权重、过滤、评估。策展的挑战在于如何揭示这种“被管理的生成”，如何让观众在算法的流动中看到控制的痕迹。这一点在“幻觉机器”板块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该区展示的作品，如邝智轶的《加密传说》和赵润东的《Allegorithm》并非在展示人工智能的图像制作能力，而是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幻觉机制。机器生成的图像往往会陷入自我模仿的循环：一边制造“逼真”的表象，一边消解表象的意义。这些作品的力量在于，它们暴露出人工智能观看中的“错位”：算法并不理解世界，只理解统计关系。

与早期的系统艺术相比，“提视造境”的策展策略强调“自反性”。1968年杰克·伯纳姆预言的系统艺术的基本材料不再是颜料或石膏，艺术不再关乎作品生产，而是信息的流动（flow of information）与“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这意味着工业理性走向信息时代的转折点。但伯纳姆谈论的“信息生态”仍假设人类位于控制中心。而半个世纪后，这一逻辑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被推向极端，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的生态早已进入“后人类结构”：机器在学习、修正与生成中形成自身的决策逻辑。当算法能够自行生成视觉、音乐与文本，“系统”不仅是隐喻，更是艺术本身的存在方式。

在这一意义上，“提视造境”不是一次展示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展览，而是一台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展示”世界的装置。策展人看似在组织作品，实则在试图编排一种感知机制。这正是系统美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转译：从控制系统转向生成系统，从物理媒介转向认知媒介。展览成为“认知模型”的具象呈现，而具有“后人类策展实践”（posthuman curating）的意义。策展人是否可以告别“叙事者”的身份，而更具批判性地在数据—算法—观众—空间之间重新组织架构感知，揭示遮蔽，设定边界与协议，维持可见性与可判性的公共条件。

策展人，现居杭州。自2010年始从事当代艺术策划、研究与写作。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曾担任“2013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开幕演出总导演，策划的项目有“央美美术馆双年展：博物馆地下室·看不见的手”、“首届跨媒体艺术节：迷因城市：骇进现实”、Inter-Youth国际青年绘画展项目、法国斯特拉斯堡“未来媒体艺术宣言”、“书非书：杭州现代书法艺术节”、“随物生心：芬兰当代艺术组合Grölund-Nisunen回顾展”、“从不可见开始：埃乌琴·博巴与中国当代绘画”、“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提视造境：首届人工智能艺术文献展”，“衔尾蛇之歌：中西女性视角下的艺术与收藏”等。曾出版《戏剧简史》《肯特里奇的六堂绘画课》《对诗歌的反叛：安托南·阿尔托文集》等译著。